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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五）他对西洋社会的实际情形进行考察以后，对于国内在60年代以后兴办的&ldo;洋务&rdo;，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对于办洋务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33]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可以说与严复是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们两人能破除年龄界限和地位差别，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真正原因。

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继承者和遗业的执行者。

郭嵩焘的上述思想在暮气沉沉的士林宦海中得不到应有的反响，他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了余生。

在凄凉的晚景中，他心情落寞，去世前抱病撰成《玉池老人自叙续记》，谓：

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

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

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ldo;鸟之将死，其鸣也衷&rdo;矣。

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ldo;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

&rdo;[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

严复成为&ldo;向西方寻求真理&rdo;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iddot;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

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

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

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

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

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

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

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

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