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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rdo;[8]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ldo;未敢遽分其优绌&rdo;，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精神是&ldo;黜伪而崇真&rdo;，政治精神是&ldo;屈私以为公&rdo;，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ldo;自由&rdo;，可谓说透了&ldo;夷之长技&rdo;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强》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ldo;血气体力之强&rdo;、&ldo;聪明智虑之强&rdo;、&ldo;德行仁义之强&rdo;。

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的起源》）出版后，&ldo;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

&rdo;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

这样，斯宾塞&ldo;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

号其学曰&lso;群学&rso;，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lso;群学&rso;。

……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初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

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

夫亦可谓美备也已。

&rdo;[9]据此，他提出斯宾塞所说国家强弱存亡的三大标准：&ldo;体力&rdo;、&ldo;智虑&rdo;、&ldo;德行&rdo;。

&ldo;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rdo;[10]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富强观的雏型，也是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和输入中国的肇始。

严复然后运用&ldo;智&rdo;、&ldo;德&rdo;、&ldo;力&rdo;三个标准，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

他揭示中国自从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诸种败象：国防的溃弱、官场的腐败和人才的凋零。

且看在外的将士，&ldo;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曳兵而走，转以奉敌&rdo;。

再看居庙堂之上的官吏：&ldo;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

……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

&rdo;朝中的文武官员是如此，遭受封建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更呈现出一派凋零寂灭的景象，&ldo;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闲巷之间，则又消乏虽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rdo;长此以往下去，则&ldo;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

&rdo;他大声疾呼，要救亡图强：&ldo;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rdo;勾画了一幅中国文明没落衰亡的历史图象，从而为他的维新主张提供了一个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背景。

中国社会存在深刻的文明危机。

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在哪里呢?严复的看法是只能求助于渐进。

他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处在危机的煎熬上，但要谋求解决又不宜操之过急。

他一再引申斯宾塞的话，认为&ldo;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rdo;，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ldo;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自立&rdo;。

他从渐进的社会改良论出发，拒斥了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

他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贫富悬殊，所以西洋近代就出现了&ldo;均贫富之党起，毁君臣之议兴&rdo;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他认为&ldo;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

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千百人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术。

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

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者，皆智而无其愚而后可。

否则今日取一国之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焉。

&rdo;严复强调改造社会宜从&ldo;人心风俗&rdo;入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异乎寻常的文明危机。

他的结论是&ldo;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

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

&rdo;严复的这些认识为其翻译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即《天演论》）一书，做了思想准备，他以后持行&ldo;教育救国&rdo;的主张，反对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也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