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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严复已经意识到，中西学术不仅仅是民族之争，而且时代之差，也就是古今之别。

因此，他指出，西学是西方人实际生活的产物，&ldo;西学中源&rdo;论不过是&ldo;扬亡抑人，夸张博雅&rdo;，&ldo;于实际从未讨论&rdo;的幼稚可笑的议论。

[21]救补的办法就是&ldo;以西释中&rdo;，&ldo;以今释古&rdo;。

他说：&ldo;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

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来化之民而已。

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

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

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

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

&rdo;[22]由于严复的格义方式是&ldo;以西释中&rdo;，故在他的文章中，达尔文、斯宾塞、牛顿、柏拉图、赫胥黎等西方学者的名字大量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随时发挥和介绍;相形之下，中国孔孟的语录则很少引用。

实际上，他花费大量精力投身翻译，也可以说是他的&ldo;格义&rdo;观的体现。

人所皆知，近代以降，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中西之分，本质上是古今之争。

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本质上以今释古，则是一种近代的思维方式。

在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汇中，严复当时独树一帜，能以今释古，这是其超出同侪的地方，也是他比康有为高明之处。

虽然他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之处，但在当时毕竟开启了一条新路，以后，&ldo;五四&rdo;新文化人大体是沿着他的这个方向发展。

（二）对居于&ldo;官学&rdo;地位的经学的态度有别。

由于两人的&ldo;格义&rdo;不同，因此双方对经学的态度自然也产生了裂缝。

康有为尚未摆脱&ldo;中体西用&rdo;思想的桎梏，甲午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在万木草堂&ldo;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rdo;教导学生[23]。

1895年，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载明，学习中西各门学问&ldo;皆以孔子经学为本。

&rdo;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再次提出&ldo;经学&rdo;为变法之本：&ldo;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厉忠义。

此为变法之本。

&rdo;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御史宋伯鲁所草的奏稿，明确地指出：&ldo;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rdo;[24]故此，康有为提出要立孔教，&ldo;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

&rdo;[25]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他认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与《春秋》。

他说：《周易》&ldo;专明变易之义&rdo;，&ldo;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

&rdo;他极为欣赏《周易系辞》中的这一段话：&ldo;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rdo;，以此来阐释和建构自己的变法理论。

可以说，康有为的学问范围基本上仍以传统学术为主。

严复则激烈批评&ldo;中体西用&rdo;的思维模式，他在《天演论》的译序中就说：&ldo;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池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rdo;，针对先前的洋务派&ldo;西学&rdo;观提出了批评。

随后，他在《〈与外交报〉人书》中明确指出，&ldo;体&rdo;、&ldo;用&rdo;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

它们的功能（&ldo;用&rdo;）与其结构（&ldo;体&rdo;）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缔子加在牛的身上，&ldo;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rdo;。

[26]&ldo;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rdo;，如果&ldo;合而为一物&rdo;，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行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