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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在古代中国，演绎只是以有关五行支干和九大行星的天文学理论的命题为材料，这些理论&ldo;无它，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全通故也。

&rdo;

严复不但批评&ldo;良知说&rdo;，还反对那种认为数学定理是建筑在先验演绎基础上的观点。

穆勒不赞同惠威尔博士（dr

whewell）的主张，后者认为：&ldo;识从官入，而理根于心，故公论之诚，无俟于推籀。

&rdo;惠氏的观点使严复联想到王阳明的&ldo;良知&rdo;说。

&ldo;盖呼威理所主，谓理如形学公论之所标者，根于人心所同然，而无待于官骸之阅历察验者，此无异中土良知之矣。

&rdo;[85]严复认为，穆勒坚持全部的数学定理来源于归纳的观点，是对&ldo;良知&rdo;说的有力驳斥。

大体来说，严复接受了穆勒的这一结论，一切科学&ldo;公例&rdo;，即关于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归纳法得到的。

他明确宣称：&ldo;明者著论，必以历史发现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而后可存。

&rdo;[86]将归纳法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ldo;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rdo;[87]社会科学的&ldo;公例&rdo;是如此，自然科学的&ldo;公例&rdo;也是如此。

&ldo;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

&rdo;[88]这就是说，几何数学等学科中的公理也是通过归纳得到的。

关于严复译介西方的逻辑学理论，冯友兰先生有一中肯评价：

严复译逻辑学为名学，说明他是真懂得什么是形式逻辑，不过用名学这个译名，逻辑学就不能包括归纳法，而只可能包括演绎法。

因为归纳法所讲的并不是一种思维的形式，而是一种思维，其对象并不是名言，而是自然界，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就不讲归纳法。

这是逻辑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穆勒和耶方斯所讲的逻辑学是旧式的逻辑学。

严复继承了旧式逻辑的传统，并且认为归纳法比演绎法更重要。

[89]

从以上我们对严译八部名著的介绍中可知，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研究的功夫。

他或借用原著阐发自己的观点，或介绍对中国人可资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或对原著加以评析。

他的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

而就其思想选择的主体倾向来说，大体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

而他译述的成功，则应归功于他对现实民族生存和文化危机的关怀，归功于他有意识地追求中国人文传统创造性的转换。

他不是以西学排斥中学，而是将二者会通、融合，因而他的翻译活动从近期看是输入西学;从远景看，实则构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部分。

33　严译的中学根柢

严复的翻译虽为稗贩事业，但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它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严复的译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这是与他将西方文化所作的特殊处理分不开的。

对于严复的中学根柢，同时代许多人包括那些古文大家曾作了很高的评价。

严复的《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加以推崇：&ldo;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rdo;[90]对严译《社会通诠》颇有微词的章太炎，论到时人对严的看法时，也说：&ldo;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

&rdo;[91]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更是推崇备至：&ldo;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

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

吾惧其以驰而不相入也。

&rdo;[92]他还致书严复说：&ldo;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容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

&rdo;[93]可见，严复的翻译，不仅是以介绍西学见长，而且是以其中学为根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