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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持抵触的态度。

他认为通俗的文字，决不能翻译西方艰深的理论著作。

他说：&ldo;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

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

&rdo;[74]其次，他认为西方并不存在&ldo;文界革命&rdo;。

他说：&ldo;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之文萃，以当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人，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微之异可也&rdo;。

再次，如依梁氏之说，&ldo;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rdo;。

最后，他翻译的&ldo;学理邃赜之书&rdo;，读者对象不是学僮，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人。

严复推崇古典文言，反对通俗白话，他本着这种观点反对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亦持贬议。

他在致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

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

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

如刘勰云：&ldo;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

&rdo;梅圣俞云：&ldo;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rdo;又沈隐侯云：&ldo;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rdo;。

今试问欲为此者，书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

下者书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

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糠匏，正无如退化何耳。

[75]

严复轻视语体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降词曲、小说兴起的背景，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所以他轻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以屈、宋、李、杜之诗，马、班、韩、柳之文，才真正是文学中的典范之作这种正统的文学观。

这也就无怪乎他认为新文学是一种退化现象。

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是在散文方面。

他从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开始，到逝世为止，26年中共发表了96篇文章。

体裁大都是政论文，其余大都是碑传序跋一类记叙体，有一两篇赋体祭文。

文章内容涉及全球大事、社会古今、中西学术，书报评介直到名人行状、办学章程等，无所不及。

此外，严复给亲友学生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可视为随感录式的简札体散文。

严复的散文在当时被归为桐城派。

他本人与清末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吴汝纶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两人书信往来，切磋译书，吴汝纶还为《天演论》和《原富》两书作序，对严译推崇备至。

吴称誉《天演论》&ldo;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rdo;，[76]&ldo;追幽凿险，扶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

&rdo;[77]而严复对吴汝纶也很尊重，他以钦敬的口气对吴说：&ldo;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

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

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rdo;[78]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严复常语：&ldo;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图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rdo;[79]1903年初，吴汝纶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