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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ldo;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rdo;[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

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

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

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ldo;为艺术而艺术&rdo;，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

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ldo;苦药&rdo;，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ldo;修辞立诚&rdo;、&ldo;言之无文，行之不远&rdo;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

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

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

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浪潮，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

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

《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

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

宋诗派决意冲破&ldo;诗必盛唐&rdo;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

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ldo;艳科&rdo;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

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

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

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

文学革新运动是以&ldo;小说界革命&rdo;为发韧的。

而&ldo;小说界革命&rdo;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ldo;小说&rdo;一词即含贬义，到了晚清这种色彩仍很浓厚。

一般文人认为，小说既因缺乏真实而和历代史书相抵悟，又因行文轻薄，事涉淫乱，且常有聚义反叛的描写，而被视作末技小道，摈弃于文学的大雅之堂外。

严复、夏曾佑破除传统文学成见，1897年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85]一文中，即以传统态度承认小说的力量，又以外来的进化论学说说明它内在的感染力。

认为&ldo;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rdo;并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论证英雄男女为人类的普通性情，&ldo;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

&rdo;不能以描写英雄、男女之情而菲薄小说。

严、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呼唤小说革新的第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