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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通过这些译著和所附大量按语，严复将西方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实证哲学，一齐介绍到中国，使得近代&ldo;西学东渐&rdo;从此获得了系统完整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从而也奠定了他&ldo;近世西学第一人&rdo;和启蒙思想家的不拔地位。

然而，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社会政治急剧发展，严复的内心世界自然也随之起伏不平，呈现出某种复杂的情形。

本来，严复认为，国家的兴衰是与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认定&ldo;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rdo;就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

&ldo;而民群之愚智，国俗之竟否，诚未易以百年变也。

&rdo;[5]这种认识富有深刻的一面，也隐含着对国民素质估价极为悲观的一面。

后者常常使严复陷入难言的困惑和苦恼，加上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事件等劫难接踵发生，严复不仅感叹维新变革无望，甚至也怀疑自己从事启蒙工作的意义。

他每每哀叹道：&ldo;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也。

&rdo;[6]其思想深处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民主思潮的涌起，清政府&ldo;新政&rdo;举措的实施，革命团体的纷纷涌现，这些新因素既逐渐破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出现的那种消沉局面，又引发了严复对现实问题的紧张思考。

作为当时知识界&ldo;新学&rdo;的主要代表，严复仍不忘情于自己的思想启蒙事业和文化维新活动，除了借助于译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时论和杂评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

在文化观上，如果说戊戌维新时期，严复着重于引进&ldo;西学&rdo;，抨击中学的弊病，其重点放在&ldo;破&rdo;上;那么，这时他已开始关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立足点放在&ldo;立&rdo;上。

1902年，严复刊发了《与《外交报》主人书》，既对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ldo;中体西用&rdo;模式给予了彻底清算，又否定了可能出现的&ldo;全盘性反传统主义&rdo;观点。

他认为，变法最难以处理的矛盾是，既去其&ldo;旧染&rdo;，又能&ldo;择其所善者而存之&rdo;。

新机崭露之际，追逐时髦的人们往往逞一时意气，试图完全抛弃旧文化，&ldo;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rdo;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就不能囿于表面的新与旧、中与西，而必须&ldo;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rdo;[7]亦即他以往提出的以&ldo;黜伪崇真&rdo;为尺度，择古今中外一切良善益法者，为我所用，为今所用。

如何解决建设新文化的总体目标与现实的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首先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就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看，&ldo;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

且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

&rdo;[8]因此，西学须大量译介和输入。

具体落实于学校的教育课程，从中学堂到高学堂的十余年，应以&ldo;务西学&rdo;为主，而&ldo;中学&rdo;及其旧有之经籍典章亦不当尽废。

严复的这种认识，在近代中国那种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在传统文化绵延几千年而产生的历史优越感的负累下，要处理好历史感情与价值取向的冲突，建设民族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确是殊为不易。

当近代中国人摆脱&ldo;华夷之辨&rdo;的传统思维模式，或提出&ldo;师夷之长技&rdo;，或走向&ldo;中体西用&rdo;，试图调谐和化解这一矛盾。

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上升到文化整体的高度，他们便不约而同地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神圣性。

魏源如此，曾国藩如此，康有为亦如此，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游离传统文化这个&ldo;本&rdo;。

而对严复这位饱尝&ldo;西学&rdo;新知的人来说，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不能适应中国的近代化，而近代化又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割裂;西学总体上比旧学先进、实用，但也须&ldo;择善而从&rdo;，且其有益的部分也须经过消化，而获得民族化的形式。

严复这一文化观在同时代人中，堪称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