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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2页）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ldo;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

&rdo;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

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

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

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

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

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

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

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

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

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

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

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

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

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

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

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ldo;与民争利&rdo;，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

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

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

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