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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在《天演论》出版以前，人们所接触到的西学书籍，只是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传教士所出版的一些译著，它们大致分为三类：&ldo;第一类是宗教的书，最重要的是《新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本。

第二类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lso;格致&rso;的书。

第三类为历史、政治、法制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

&rdo;[12]这些书当然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新知、了解世界大势的要求。

甲午战争以后，从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已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恰好在《天演论》出版的那一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ldo;势力范围&rdo;，要求租借地与筑路权，中国面临西方列强&ldo;瓜分豆割&rdo;的严重局面。

中国的每一个爱国志士都不禁要发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是真的要亡国了吗?还是可以奋发图强、重新振兴呢?《天演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

它告知人们：中国面临真正的民族危机，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诸方面，都要比中国具有优势，根据《天演论》中&ldo;优胜劣败&rdo;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但是该书又诱导人们：人们只要&ldo;任天而治&rdo;，按照历史规律运动，迈上近代化的轨道，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免于灭亡之险。

严复借着《天演论》的翻译而呼吁：只要发愤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之权仍旧操之于我。

《天演论》就这样在民族危难中敲起了&ldo;救亡&rdo;的警钟。

但是仅有外部的社会氛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复在翻译上所下的功夫，要在读者中产生深刻影响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不易做到。

我们先从微观上找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严译的认识。

当代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将严译《天演论》与赫胥黎原著作了比较，发现严复对原著作了戏剧化的文字处理，试以开场白为例，译著为：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

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

夫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再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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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古文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的第一人称在译文里变成了第三人称&ldo;赫胥黎&rdo;，这就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

再从风格上看，原文系理论著作，故开头就一板正经，而译文则比较戏剧化，将人们置身于某种历史场景之中。

严复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文字处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要把此书译成一本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著作，所以他也就调动他所掌握的种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

这对于一部纵论人类亿万年来通过物竞天择的无情斗争而演化到今天的重要著作，无疑是完全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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