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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严复对康有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他说：&ldo;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

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

&rdo;[32]他之所以反对设立保教会，主要理由是孔子学说流传至今，已发展成多种流派，可以说纷纭复杂，设立保教会无所适从，不知保那一派。

&ldo;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

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

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

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

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

夫孔教之行于中国，为时若此之久，为力若此之专，即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之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

&rdo;[33]自然，设孔教又有何益?!

（三）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兴趣所在不同。

康有为对西学的把握失之肤浅，有时甚至是误解;严复对西学精义的阐释相对要全面、深刻。

康有为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源流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之寻求&ldo;西学&rdo;主要是为了变法决策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政治理论方面。

他提出&ldo;立宪法，开国会&rdo;，&ldo;设议院以通下情&rdo;，但他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国会制的实质却欠缺基本的了解。

他在替当时的一个内阁学士写了一篇奏稿，内中说：&ldo;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行政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

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

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

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不得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

&rdo;&ldo;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来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rdo;[34]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光绪帝如何将政权下放，以求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抵抗外辱，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

有趣的是，康有为当时主张下放政权，但不主张全部下放政权。

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所已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是君主把统治权全部交给内阁，而自己居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

最早实施这一制度的是英国，后来日本等国也起而模仿。

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还不知道&ldo;虚君&rdo;是君主立宪制的实质。

他虽已提出三权分立、宪法等名词，也仅限于谈谈而已，并无实行之意。

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内容是&ldo;君民合治&rdo;，所谓&ldo;君民合治&rdo;，也就是介乎君主和民主之间的君民共主。

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构想。

即使如此，戊戌变法也未做到这一点。

民国成立以后，康有为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国参政，提出&ldo;虚君共和&rdo;，以示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相对抗，然而这一口号除了为封建的遗老遗少所利用外，已无任何历史进步意义。

严复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背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他之评介&ldo;西学&rdo;主要是为了更新中国士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哲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上。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他说：&ldo;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诚，践其至实之途。